查理布朗女孩(一)

CD片停止旋轉,手提音響上的LED顯示唱片的總長度“45:25”。

我坐在客廳的沙發上,就這樣發呆了好一陣子。我還不太能相信自己剛才聽到的聲音。

從那個時候開始,我進入了另一種自我封閉的空間中,和在人群中發愣所不同的是,這一次,存在的價值和方向在隱約間一點一滴地浮現腦海裡。幾天後,我到唱片行買了那張被聳動推薦的“Dog Man Star”。每天晚上,我躲在自己由兩百五十六種顏色和三萬多個方格所組成的世界裡,用滑鼠掌控著威尼斯砲艦隊,在Suede的陰鬱氣氛裡航向未知的海域。不論我的船艦在直布羅陀,在南中國海,或是曲折危險的尼羅河水域,那些鬼魅般的音符永遠在規律起伏的風帆上跳動。我拿著聖十字劍,在跨越兩方旗艦的繩索上,將紅髮的海盜首領一隻隻的斬殺。在每一劍揮下的同時,隨之而來吉他的刷弦粗厚而碎裂,似乎也象徵著和過去的自己做出了關係的斷絕。我不再複印課本中八股的字句,學校的週記裡,我循著意識寫下自己紛然的幻想和對美麗世界的騷動;我有了第一把電吉他,依然笨拙的手指在上面努力攀爬著;我還寫了一首歌,用SONY Walkman錄成一捲卡帶,送給將要去美國唸書的貓頭鷹女孩。她跟我道謝,沒有多說什麼。後來,上課坐在我前面的同學豬給我聽了Radiohead的新專輯“The Bend”;高三的時候,我和同學華會在午休時間的走廊上,各持己見地指正對方“Wonderwall”的木吉他彈法;坐我左邊的同學亨,則是每天都會跟我報備他今天和女友做愛時進出抽動的次數…。

就這樣,我的高中生活結束了。

我和貓頭鷹女孩已經多年沒有連絡了,最後一次收到她的信是在1998年,我大二的時候。純白的信紙上,螢光綠的細字筆寫的密密麻麻。她離開台灣之後,我們曾經交往了一個多月。大學聯考結束的某一天下午,我打越洋電話給她,其中說了些什麼我已經沒有印象了,只記得我們大概講了有兩個小時,電話中,她答應和我在一起。Email成了我們連絡的主要工具,當時Windows 95剛剛推出,為了設定連線上網和電子郵件軟體就整整花了我一天的時間。如今,那些email已經隨著報廢的硬碟一起消失了,只剩下一些貼著老鷹郵票的書信還在房間的抽屜裡。

我是在成功嶺的中山室收到她的分手信的。看到分手兩個字時,其實並沒有太大的悲傷。我把信放回封套裡,聽著班長的口令用塑膠刮鬍刀刮著嘴上的細小鬍渣,拿出銅油把皮帶的扣環擦到發亮,再把厚厚的黑色鞋油用橘色刷子一層層地塗抹在迷彩膠鞋上。打掃完等待命令的空檔,或是就寢後悶熱的蚊帳裡,我會靜靜地在腦中播放“Dog Man Star”,從第一秒到最後一秒。耳邊流過的是再熟悉不過的音符,我回到那一望無際的海上,思考著達爾文演化的論述。物競天擇被許多的社會主義學家曲解了,事實上,所謂的競爭並不存在於物種與物種之間,而是新的自己和過去的自己的角力。生物被大自然所引導著,漸漸趨向一個平衡的狀態。而我們,也在命運的帶領下,逐步走向了一個安全的規律中。有時我也會想起 John Lennon的“God”。其實,被人們所概念化的東西不只有痛苦而已,人性中許多脆弱、恐懼,或無法抑制的慾望,最後都成為了被概念化的依據。我們編織了一個看似安全的居所,讓自己微小的靈魂得以棲息。神是一個概念,政治、道德、法律、階級、威權何嘗不是。相同的,音樂也只是衡量情緒深度的概念而已。我們的不安與焦慮、快樂與欣喜、回憶與思念、憤怒與躁動…寄託在這些流動於空氣中的音符裡,於是我們輕易地得到了救贖,而不再去寄望飄渺的永生與極樂。

7 Comments on “查理布朗女孩(一)”

  1. 成長的私密與音樂的陳年味道混合在一起

    便是五味雜陳

    每個人對音樂的味道

    都有屬於自己的一套故事,一個畫面,一種感動

    你所提的Dog man star和The band和wonderwall

    讓我想起了也屬於我曾經的味道

    依稀猶存

  2. 一首歌,一百種故事

    以前總是把別人的歌化為自己的故事

    現在則是把自己的故事化成音樂,最後變成別人的故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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