查理布朗女孩（一）

CD片停止旋轉，手提音響上的LED顯示唱片的總長度“45:25”。

我坐在客廳的沙發上，就這樣發呆了好一陣子。我還不太能相信自己剛才聽到的聲音。

從那個時候開始，我進入了另一種自我封閉的空間中，和在人群中發愣所不同的是，這一次，存在的價值和方向在隱約間一點一滴地浮現腦海裡。幾天後，我到唱片行買了那張被聳動推薦的“Dog Man Star”。每天晚上，我躲在自己由兩百五十六種顏色和三萬多個方格所組成的世界裡，用滑鼠掌控著威尼斯砲艦隊，在Suede的陰鬱氣氛裡航向未知的海域。不論我的船艦在直布羅陀，在南中國海，或是曲折危險的尼羅河水域，那些鬼魅般的音符永遠在規律起伏的風帆上跳動。我拿著聖十字劍，在跨越兩方旗艦的繩索上，將紅髮的海盜首領一隻隻的斬殺。在每一劍揮下的同時，隨之而來吉他的刷弦粗厚而碎裂，似乎也象徵著和過去的自己做出了關係的斷絕。我不再複印課本中八股的字句，學校的週記裡，我循著意識寫下自己紛然的幻想和對美麗世界的騷動；我有了第一把電吉他，依然笨拙的手指在上面努力攀爬著；我還寫了一首歌，用SONY Walkman錄成一捲卡帶，送給將要去美國唸書的貓頭鷹女孩。她跟我道謝，沒有多說什麼。後來，上課坐在我前面的同學豬給我聽了Radiohead的新專輯“The Bend”；高三的時候，我和同學華會在午休時間的走廊上，各持己見地指正對方“Wonderwall”的木吉他彈法；坐我左邊的同學亨，則是每天都會跟我報備他今天和女友做愛時進出抽動的次數…。

就這樣，我的高中生活結束了。

我和貓頭鷹女孩已經多年沒有連絡了，最後一次收到她的信是在1998年，我大二的時候。純白的信紙上，螢光綠的細字筆寫的密密麻麻。她離開台灣之後，我們曾經交往了一個多月。大學聯考結束的某一天下午，我打越洋電話給她，其中說了些什麼我已經沒有印象了，只記得我們大概講了有兩個小時，電話中，她答應和我在一起。Email成了我們連絡的主要工具，當時Windows 95剛剛推出，為了設定連線上網和電子郵件軟體就整整花了我一天的時間。如今，那些email已經隨著報廢的硬碟一起消失了，只剩下一些貼著老鷹郵票的書信還在房間的抽屜裡。

我是在成功嶺的中山室收到她的分手信的。看到分手兩個字時，其實並沒有太大的悲傷。我把信放回封套裡，聽著班長的口令用塑膠刮鬍刀刮著嘴上的細小鬍渣，拿出銅油把皮帶的扣環擦到發亮，再把厚厚的黑色鞋油用橘色刷子一層層地塗抹在迷彩膠鞋上。打掃完等待命令的空檔，或是就寢後悶熱的蚊帳裡，我會靜靜地在腦中播放“Dog Man Star”，從第一秒到最後一秒。耳邊流過的是再熟悉不過的音符，我回到那一望無際的海上，思考著達爾文演化的論述。物競天擇被許多的社會主義學家曲解了，事實上，所謂的競爭並不存在於物種與物種之間，而是新的自己和過去的自己的角力。生物被大自然所引導著，漸漸趨向一個平衡的狀態。而我們，也在命運的帶領下，逐步走向了一個安全的規律中。有時我也會想起 John Lennon的“God”。其實，被人們所概念化的東西不只有痛苦而已，人性中許多脆弱、恐懼，或無法抑制的慾望，最後都成為了被概念化的依據。我們編織了一個看似安全的居所，讓自己微小的靈魂得以棲息。神是一個概念，政治、道德、法律、階級、威權何嘗不是。相同的，音樂也只是衡量情緒深度的概念而已。我們的不安與焦慮、快樂與欣喜、回憶與思念、憤怒與躁動…寄託在這些流動於空氣中的音符裡，於是我們輕易地得到了救贖，而不再去寄望飄渺的永生與極樂。